1993年6月3日午后，山西省侯马市纺织厂44岁的女工康晓梅和丈夫余学忠在临汾市办完事后，搭乘侯马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（以下简称检查办，现已归入市财政局）的晋33—18093号黎明牌客货车返回侯马。车行至108国道曲沃段时，忽然看到迎面一个人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。司机吕希芬当即采取措施，但由于车速太快，还是将推车人袁凤仙挂倒了，客货车则接连几个翻滚，栽在了左侧3米的深沟内……
车祸中惊觉的康晓梅，看到检查办主任迪开省已被甩出车外，鲜血淋淋，便不顾自己被夹在车内，让伤势稍轻的丈夫和另一位伤势较轻者把迪开省及3位重伤员拦车送往医院。直到丈夫和另外几个人再次赶回现场时，康晓梅才感觉到胸部以下阵阵剧痛，肚子则整个儿鼓了起来。
在送往侯马市人民医院的当天晚上，康晓梅被初步诊断第12脊椎严重损伤，第二天早上即进行了手术。手术后18天，康晓梅连日高烧，肚脐以下感觉丧失、大小便失禁、伤情不见丝毫好转。1993年6月21日，康晓梅在专家的建议下转往北京解放军第309医院接受再次手术。医生向亲属交代：要恢复下半身健康，只能依靠医学上奇迹的出现了。
然而，奇迹并没有出现。几个月后，因负债累累，康晓梅被迫回到家中。用康晓梅的话说，“连上苍赐予的阳光也无力享受，从此开始面对泛白的四壁。”而她14岁的儿子，也由此告别了校园，每日服侍左右，为她端屎送尿。
再次疗伤显然已经没有希望，可借亲友的钱终归要还。那些天，丈夫余学忠早出晚归，奔走于康晓梅所在的侯马纺织厂和检查办之间，希望得到领导们的同情。然而，除了濒临破产的侯马纺织厂给的10000元和保险公司赔偿的3000元外，康晓梅一无所获。
按照康晓梅的说法，当时面对生与死的选择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她看着血泊中的迪开省等，把生让给了他们，把死留给了自己。就算是同情，检查办也应给予一点点资助。事实却恰恰相反，检查办的领导迪开省等在这件事上，除答应替她向侯马纺织厂说情外，一分钱也没有给她以资助，而且，还不时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反唇相讥：好心让你乘车，还要钱？没门！
此情此景，康晓梅再也无法承受，两度轻生，幸被人救下。
就在康晓梅抱定一了百了的时候，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告诉她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车主免除乘客买票的应尽义务，但并不消除双方的契约关系，乘客仍有要求车主准时安全运达目的地的权利。再联系到她这些年所遭的非议和检查办一副无事一身轻的情形，康晓梅忽然觉得自己就此死去太冤了。她下定决心，要向检查办讨个说法。
打定主意后，康晓梅立即委托亲人为其找律师，了解相关的情况、法规。
1997年9月13日，侯马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侯马市税收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在“6·3”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，而推车横穿马路的袁凤仙负次要责任，因此，被告检查办应付给原告康晓梅交通事故赔偿费54189元。
判决作出后，山西省侯马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表示不服，向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。临汾地区中院重新审理了此案，以“事实不清”为由发回侯马市人民法院重审。
1998年圣诞节前一天的大早，康晓梅冷静地坐在轮椅上，在丈夫和儿子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侯马市人民法院。
法庭上，原被告双方围绕案件诉讼时效及责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原告律师认为，事发当天，原告在征得被告同意的前提下，免费搭乘被告的车，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乘运协议。双方这种自愿的行为，符合《民法通则》第四条关于自愿原则的规定。依据此规定，被告允许原告免费乘车，但安全送达原告的义务不能免除。因此，请求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付给原告因交通肇事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费247665．19元，其中精神损失费10万元。
被告检查办则认为，事故发生后，他们对康晓梅深表同情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怀，但从1993年6月发生车祸至1997年，康从未向该办索要过赔偿费，只是要求帮助其解决医药费报销及退休问题。至于事故本身，是司机吕希芬为避免发生更大的交通事故而采取紧急避险造成的。司机吕希芬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，但不能证明是对康的伤残负主要责任。
原告律师就紧急避险辩称，从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的证明材料中可以看出，本案的交通事故是由于被告车速过快、判断失误、措施不当造成的，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行为。
1999年2月23日，侯马市人民法院再次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该案时效未过，被告所称紧急避险不成立。被告检查办应给付原告康晓梅交通肇事赔偿费23708元。面对判决，康晓梅一家无法接受，1999年3月26日，依法向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。
搭便车发生车祸，车主应否承担责任？该怎样承担？
法律界有关人士谈到这种情况时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对于这类事件，国家尚无严格的法律来约束。但对免票乘车或好意同乘者（即搭便车）及紧急避险等，在《民法通则》、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》和《客运稽查规定》等有关条目中也有一些相应的依据。《律师报》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则谈到，对于好意同乘者的赔偿，目前既无立法的规定，也缺乏理论的探讨，在处理时应视具体情况，酌情而定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好意同乘者应作为一般受害人得到赔偿，但应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，减少责任人的赔偿。
车祸发生至今，康晓梅先后花费医疗费交通费等8万多元。康晓梅在本月初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：“现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理，依法判定检查办承担应有的责任，支付应有的费用。”服务导报任俊兵岳燕林
